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

这次经济危机很明显就属于这一类，这也是为何我一年前就能指出经济危机路线图，即第一波经济危机浪潮的演化路线与表现形式。当然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只作为说明经济周期变动是常态。

唯有紧密的政治社会结构才能支撑快速工业化创造的财富。造成第二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知识社会的来临，需要解决工业社会留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产业工人边缘化以及让其重新融入的问题。比如欧洲19世纪30、40年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大规模变革，到1848年维也纳体系建立，这是绝对主义政治的绝唱。为何这种事情是可以预判的呢？原理就在这隐喻中。这事实上是社会结构变革的要求，即越是现代的社会越强调社会的流动性，显然，二战前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了。

资本的本质是其必须与相应的结构保持紧密的关联性，而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从两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又都以新的关系的确立结束。2011-8-14 进入专题： 经济危机 社会变革 。但可惜都没成为主流的、基本的思路，形势比人强啊。

经济低迷、价格倒挂时期，私企关门的关门、溜号的溜号，而国企央企得硬撑着维持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事实。头些时我读前国家领导人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关于当年农村改革他讲的很中肯：中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选择哪种所有制哪种责任制不应该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办法。应该说，私有化很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小工厂主或作坊主也可能有这个能力，可大资本家就不行了，起码不比国企老总行多少。

人太多了就都指着别人了，每个人就会形成少劳就是多得的心理。那么现在的天下大势呢？应该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还有其它变量如等级制、带头人的人缘、能力等等合并进来。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民企老板的利益也是利益，当然需要有人代言和维护。94、95年的时候，我跟老朋友杨斌聊过国企的问题，他谈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实在。

西方私有大公司经理人和董事之间的关系不是也很纠结么？头些年吴思写了篇《我的极左经历》回忆文革末期他在农村当队长，按照列宁的思路扩大义务劳动时间，缩小自留地，希望通过这个方法离共产主义近点儿，结果失败了。先说原因，粮食涨价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有些人，说得夸张一点，思想上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上原地踏步几十年，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但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的确也有过于情绪化、不理性的倾向。

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有没有效率还另说。有人叨叨还这样，没人叨叨就更不知道成啥样了。

后一种情况不说了，就说头一种吧。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

赖昌星的侄儿为吸引女歌星眼球，把六辆奥迪当街撞成一堆废铁，这叫效率么？在张维迎教授那儿没准儿也叫吧。我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仪表厂当车工，当时干私活、泡病假是很普遍的事，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不打折扣才怪。如果说用私有化解决效率问题还靠点谱的话，用私有化解决化公为私贪污腐败问题，就有点莫名其妙了。80、90年代大学生一毕业，事业家庭都顺得不能再顺，感觉跟黄世仁一样良好，对白毛女完全没有同情的社会基础——觉得嫁给黄世仁是她的最佳人生设计了。所以国企的效率问题，确是个真问题。他们是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历史巨变的产物，既体现了这一巨变的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这一巨变的历史局限性。

等成了私人的，人爱怎么造怎么造，根本就没老百姓说三道四的份儿。但由于观点偏激，他们的解决办法便过于简单，就是私有化，这特别像两口子一拌嘴就起草离婚协议。

乡下一分田单干，城里鱼肉菜蛋就都有了，那城里的企业干嘛不效法人家？其实农村改革的成功，原因要复杂得多，普适性也有限得多。于是他得出结论：只有地主资本家对提高效率更有动力。

时移势易，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老百姓从私企那儿所能得到的直接好处，只有税收那一部分，而从国企那儿得到的好处就不止这些了，因为理论上那是你的产业，分红也有你一份。

一方面，新闻自由不等于信口雌黄、造谣惑众，必须受到法律和行业规范的约束。赖家的侄子拿六辆奥迪撞着玩儿谁又真能拿他怎么着？中石油中石化老总玩个试试，老百姓不得炸窝，中纪委不得双规么？怎么监管呢？现在的监管手段显然是太不够了。赵说：那是我挣的咋的，大家别净整那没用的，赶紧转变观念吧。由于不平等=效率成了没哪儿不能去的教条、没哪儿拿不下的迷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

可惜，地主资本家=效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公式成为了中国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本来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推给了所有制，结果使改革走了弯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效率=私有的改革公式还有个同卵双胞公式：效率=不平等。

还有这些年又被翻出来的文革末期引进化肥生产线之类。到如今，贫富分化成这样，社会关系已经快成火药桶了。

原来社会主义为什么大家都看好，都来入股，就是因为一战二战、中间加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事情搞砸了，否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不就是灰头土脸在图书馆某个旮旯里窝着么？这几十年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歌声嘹亮，根本原因也还是天下大势变了，里面是文革惨败，外面是苏联东欧从下坡路一直走到了烟消云散。就说国企改革思路吧，其实一直也不光是效率=私有=不平等这一种思路，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像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杨斌，远在94、95年就提出过更实事求是的思路，而友人王小东比这还要早。

作为社会心理的重要承载者和主要表达者的知识分子，这些年也发生了明显的代际变化。主流的社会心理不是读书读成那样的，也不是辩论辩成那样的，而是天下大势往那儿一放，它就乖乖的成那样了。有了这个大势，当年老左派唱多少遍《社会主义好》也没用，不会有多少人信这个基础设施落后会导致交易费用昂贵，减少交易机会，形成其他行业的发展瓶颈。

但是放眼望去，多个行业都有巨大潜力，有待释放。这种情况下，城市拥堵，通勤成本高昂实在是不足为怪。

其中，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最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铁密度不到香港的一半，仅有新加坡、纽约和伦敦的四分之一左右。净出口的大幅增加，代表了外需的大量增加。

但是这世界上有永远撑起房屋的柱子，却没有永远撑起经济增长的柱子，随着时间推移，支柱产业发生转换是必然的事情。特别是2012年以来，不但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而且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速度也迅猛下行，比发达国家的情形更加不容乐观，引发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进入长期萧条的担忧。